沈阳墓园小编知道孟子王道政治思想关怀的焦点乃是民众的生死存亡。他提出的王道政治，起始点是保障老百姓的“养生送死无憾”，目的是要达到“天下之民举安”。为此他提出“制民之产”的经济政策，抚恤鳏寡孤独的社会福利政策和“与民同乐”的资源共享政策，反对战争和暴政对生命的戕害。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强调要教化民众，来达到“天下之民举安”的理想，在行政策略上他提出了“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的理念。孟子王道政治中这些关怀民众生死，保障生存权利的思想，成为历代政治家追求的伟大政治理念，在今天仍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借鉴价值。

    中西文化中任何一种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有其现实的基础与环境，有其产生的特定时间与空间背景，都是针对特定的的历史情境而做出的思考。同样的，孟子的思想也不是书斋中的沉思玄想，而是在游说诸侯的过程中对连年的战争、暴政造成的民生疾苦的回应。如果我们从孟子生活其中的具体历史情境来研究其思想，并结合其生平活动来分析其言论主张，我们就会发现孟子的政治学说，是“一种民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它的目的是在保民、养民、教民。保民就是保障民族的生存。养民就是充裕人民的生活。教民就是指示人民的生计。”[ ]其终极指向是民众的生死存亡问题。本文试图从这一维度对孟子的政治伦理思想进行分析，并揭示其具有的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反对战争和暴政对生命的戕害

    孟子王道政治最基本要求是，要让老百姓免于战争的杀戮，免于暴政的迫害而能够享有生命的自主权。当时对百姓“养生送死而无憾”构成最大威胁的，就是诸侯国的暴政与频繁的战争，因而孟子多次表达了反对战争和呼吁统治者施行仁政的主张。

    孟子对整个春秋战国时代战争的总体评价是“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以下版本同，仅列篇目）。在孟子看来，必须是正义才可以诛杀不义，标准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诸侯有罪只有天子可以征讨，但是事实上春秋战国时代天子势力衰微，以至于战争都不是天子旨意，所以无义战。孟子进一部提出“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即：真正的无敌不是靠征伐这种霸道的方式确立的，而是靠仁政行王道实现的。沈阳墓园小编知道如果每个国君都能反省自己是否仁德，根本用不着战争。在孟子看来，真正的仁者是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而不仁者是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孟子批评“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是“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尽心下》）孟子的远见卓识还表现在他能够跳出政治与国家的狭隘界限，从土地与人类之间最根本的关系来论证战争的不义性。即土地本来是生产百谷用来养活人的，但是战争却把养人的东西却成为了害人的东西，土地成为了战争掠夺的对象，远远地背离了圣王“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梁惠王下》）的观念。战争的最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生命被剥夺，因而孟子慨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离娄上》）此处，孟子不仅表达了战争对于生命的残害和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而且也谴责了战争发动者的罪大恶极 。不仅如此，孟子还指出，当时社会上能为国君开辟土地充实府库，能够为君子邀结盟国每战必胜的“良臣”，实际上乃是百姓的贼害者——“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告子下》）孟子甚至对于备战和崇尚军功的世俗观念也进行了批判，“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离娄上》）因此，君子为官之责任不是为国君开辟土地增加财富，为战争和争霸做准备，而是应当致力于辅助国君“向道志仁”以利及苍生。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反对战争的独特之处：他认为战争“不单是不应当有，并且认为是一种罪恶，须受一种刑罚的”，他反对战争“不仅带有政治意味，而且带有宗教的意味”。

    孟子批判暴政是“率兽食人”和“杀人以政”。在孟子看来，政治应当以德服人而不是通过霸道以武力服人，在与梁惠王的谈话中他甚至提出了暴政害民与“杀人以梃”和“杀人以刃”“无以异也”的观点。（《梁惠王上》）孟子进而讽刺与警醒梁惠王“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梁惠王上》）孟子谴责以梁惠王为代表的各国君王只知道自己享受，根本不顾百姓死活的社会状况，深刻的体现了他关怀每一个生命的人道情怀，既有对实行暴政之君王“率兽食人”的指责驳斥，也充满了对乱世民众憔悴于虐政的怜惜。沈阳墓园小编知道hi奥正如同孟子所言，在战乱频仍的时代，再加上凶年饥岁，一个国家的老百姓“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就有几千人，而国君则“仓廪实，府库充”，这无疑是不合理的政治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