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中的“墓地”是小说中的主要意象之一。从认知的角度来看，这是郊区一个普通安葬基督教徒的墓地，然而，从情感价值的角度来看，它与人物的处境、命运、主题意蕴和艺术张力密切相关。墓地是施瓦特家族逃到美国后能得到的最好的住处。墓地为这个犹太家庭提供了微薄的收入勉强维持生活，这也是他们遭受歧视和欺凌的墓地，最终他们的家庭被摧毁。墓地象征着这个犹太家庭的命运。欧茨用“墓地”的形象来表达他对文化身份的认同、种族歧视、命运、宗教等诸多社会问题的思考。“墓地”意象的修辞功能将在下文进行讨论。

(一) 墓地象征着人物边缘化的处境

墓地作为施瓦特一家成功逃离希特勒暴行后的栖息之地，地处荒郊野外，没有生机没有活力，是块被现代文明遗忘的偏狭之地。一家五口挤在粗陋、阴湿的小石屋，经济拮据，艰难地过活。墓地凄凉，周围没有人烟，况且为了隐藏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作为一家之主的雅各布禁比全家说德语，也不允许家人和“那帮人(当地人)”有任何交往川，所以小石屋几乎没有任何外人光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石屋就如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与外界没有任何交集，这样孤立的生活环境预示着施瓦特一家一开始就游离于主流社会的边缘。

为了不被边缘化，跻身于主流社会，找到归属感，雅各布做了各种努力，包括摒弃自己的母语和文化，足见其为迎合新文化所付出的代价。语言代表着一个民族，是文化身份的象征，洪堡特说“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在文化身份认同方而，社会群体成员的语言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能让说话者自己或他人确认为这个或那个言语社团的成员。为了得到自己的认可，更主要的是得到他人的认可，雅各布主动让家人抛掉德语学说英语，这是为了摆脱希特勒的阴影，也是为更好地融入眼前的新环境。

雅各布一家选择封闭的生活方式，摒弃母语，原本是为了隐藏自己的犹太身份，以便融入主流社会，但他们未能如愿，他们既没把自己的犹太身份藏好，也没能让当地人逐渐接纳，相反，他们不断遭到本地小孩的骚扰奚落，叫他们“犹子”，这使施瓦特太太恐惧不安，越来越疏离这个原本陌生的世界，雅各布本人在精神上也受尽折磨，特别是万圣节前夜整个墓地遭到破坏，到处涂着标志着纳粹势力的“万字饰”后治安官却放任不管的态度，彻底毁灭了这个想要在此找到归属感的异乡人内心仅存的一线希望，这为故事的悲剧性发展埋下伏笔。

苟活在世的施瓦特一家仅靠着做掘墓人换来的微薄收入艰难度日，经济地位显而易见，加上种族身份的因素，这一家承受着经济和种族的双重压力。所以，被边缘化的处境是不可避免的。惨淡的光阴和凄凉的墓地相互映衬，跟随欧茨心酸的笔调，读者满目充盈着的是边缘人的无助和仿徨。

(二)墓地象征着人物混乱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

墓地里满是杂草，雅各布每天都有忙不完的工作，他常常让儿子们做免费义工，可还是有干不完的活。迫于生活压力，他白天不得不穿梭于墓地里的十字架之间，为那些或进天堂或进地狱的基督徒们服务，晚上酗酒，发泄，脾气暴庆乖张，生活的混乱可见一斑。

精神危机伴随着凌乱的生活开始出现。雅各布的精神危机首先体现在梦想与现实的冲突上。怀揣着梦想逃亡到美国，一开始他烙尽职守努力工作，安慰着太太总有一天他们的生活会有改变。然而他的努力并没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任何经济上或精神上的改观，相反，本地人对他们的歧视和欺凌愈演愈烈，政府官员对一些是非分明的问题也选择毫无原则的回避和包庇。雅各布开始怀疑和否定自己当初的梦想:“什么他妈的美国”川，这是对美国梦的讽刺，也是雅各布的觉醒，更是他即将站起来反抗异己力量的宣言。

雅各布的精神危机还体现在信仰与赖以谋生的工作内容上。墓地里到处是十字架，“十字架”对雅各布来说是另一种精神折磨:“耶稣基督却像是雅各布·施瓦特的仇人似的。作为无神论者与基督教公墓的掘墓人，他的双重身份是难以调和的。这个无神论者一方而根本不相信耶稣基督，但另一方而他又不能没有这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他必须为这些过世的基督徒们服务。在信仰上他否定耶稣基督，可是在生存的严酷现实而前他又不得不屈服于耶稣基督，因此其矛盾、纠结、压抑和苦闷的情绪跃然纸上。

混乱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肆虐地吞噬着雅各布残存的一点尊严和理性，读者可以在此清晰地预见到欧茨惯用的“暴力”冲突正积聚着、酝酿着，暴风骤雨来临前最后的宁静让读者不安、揪心却又充满某种期待，小说的艺术张力在此得以升华。

(三)墓地象征着毁灭和死亡

《掘》中的墓地是与世长辞的基督徒们的安息之地，除了偶尔有送殡的队伍进入墓园，平时整个墓园荒凉寂静，其本身就充斥着毁灭和死亡的气息。

在反犹环境中的犹太人身份及低贱的社会职业使全家苟延残喘地活着，充满了压抑。三个孩子在学校常常受到辱骂、欺负，两个儿子的学业令人失望，早早辍学回家。大儿子赫彻尔因万圣节前夜墓园遭破坏怒不可遏大打出手，最后受到通缉，亡命天涯;二儿子古斯无法忍受父亲的羞辱虐待，也离家出走;绝望的雅各布在遭到当地一位叫威利斯·辛姆科的名人羞辱后开枪打死了他，然后回屋将太太打死，自己最终也饮弹自尽;剩下女儿丽贝卡寄人篱下。

在整个墓地故事发展过程中，“墓地”由“希望之地”变为了“是非之地”，再由“是非之地”变为“毁灭之地”，这一变化昭示了主人公的心理轨迹:希望一失望一绝望。施瓦特一家无疑是强势文化统治下的悲剧小人物，在强势文化的压制下，他们的生活只剩下绝望，尤其是曾经对美国梦抱有极大希望的雅各布。索伦·克尔凯郭尔曾在《致死的疾病》中认为:“绝望是精神的疾病、自我的疾病，因而具有三重含义:绝望于没有意识到自我—这不是真正的绝望;绝望于不想做自己;绝望于想做自己。”川雅各布想成为自我而所处环境使其不能成，所以他压抑、孤独、绝望。主流文化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歧视使这个异质文化家庭被边缘化并最终走向了毁灭。

欧茨通过心里现实主义描写了这一犹太家庭的苦闷仿徨，层层推进，最后通过“暴力”事件将墓地故事推向了高潮，是“墓地”毁灭了施瓦特一家的梦想，也是“墓地”让这个家庭家破人亡。墓地枪击事件让读者深刻感受到一种底层人遭受压制时的无奈与痛苦，这种无形的压制来源于人与人、人与现实的抗争，体现了欧茨对底层人以及整个人类生存困境的忧患意识。

除此之外，关于墓地的毁灭性，欧茨还提及到了井水受墓地渗出的尸水污染一事，欧茨借这一有形的压制暗指毁灭态势从根本上来说不可逆转。

施瓦特一家而临着他人的压制，社会的压制，甚至自然的压制，这些有形和无形的压制将他们逼上了绝路，毁灭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墓园，让人无法呼吸，也无法逃离。

在这一系列的冲突中，欧茨的悲剧艺术观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她笔下的人物遭受苦难，备受摧残，这种苦难让人们在暴力中寻找出路和发泄渠道，却最终导致个人的毁灭和死亡。欧茨以艺术家的眼光把人生看成一个循环的悲剧，笔下的人物以自己的方式不懈地挑战苦难超越苦难，作家却在这种循环着的悲剧中叩问良知，考量人性，探讨命运。